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中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他们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她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每天早晨查完课，张桂梅返回校长办公室仔细记录。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摄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中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中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中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中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中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中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中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张桂梅监督学生们做课间操。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摄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有的父亲不让女儿点灯复习，怕浪费电。“我真想砸死她爹。”她恨恨地说。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倒在地上。
去年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张桂梅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摄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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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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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9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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