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死”了基金经理？

面包树 · 发表于 2011-1-2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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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ijames 于 2015-8-31 20:26 编辑

谁“逼死”了基金经理？

“40岁前拿命换钱，40岁之后拿钱换命”，这是薪酬高但是工作强度和竞争压力极大的基金业内人士经常彼此开的玩笑话。但当玩笑开始变成残酷现实时，却让这些金领们陷入了群体性的哀伤和彷徨。

　　南方日报记者　贾肖明　高国辉

　　今年初，银华基金基金经理杨长清因白血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年仅37岁。令人唏嘘的是，孩子才刚一岁，就和父亲天人永隔。而去年底，曾在多家基金公司任职的资深营销策划女将黄玉因病去世。

　　自2009年开始，41岁的原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孙延群、51岁的原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总监文鸣、47岁的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缪建兴、原国泰基金客户服务部总监严仁明等多位基金业人士相继因身体原因辞世。

　　2.4万亿的公募基金规模与8000多名从业人员，一个人扛着3亿元。行业的快速膨胀、短期排名的压力、连轴转的工作、生活的压力……让金领们开始无法承受生命中的重担。在基金精英一个又一个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做高排名、做大规模赚取管理费的中国公募基金发展模式，在高速发展10年之后，是否要慢下来，寻求长久发展之道。

　　“拿两个人的钱，干三个人的活”

　　资料显示，杨长清2003年2月加盟银华，2009年11月28日，公司公告杨与同事一起管理银华道琼斯88基金。但2010年5月6日，银华基金再次公告称，他因个人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职务。

　　“当时还有媒体质疑，说他业绩不好被迫下课，实际上在此前的体检中，杨已经发现了白血病”，银华基金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治疗期间，杨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最终没有逃过病魔之手。

　　在对基金业高薪的羡慕，以及对“老鼠仓”案件的痛斥之余，基金业近期频发的“健康事故”，不得不让人反思，这个行业怎么了？

　　从1998年的封闭式基金开始，十来年期间，中国的基金业突飞猛进，管理资产总规模从不足5000亿元迅猛攀升到2007年最高峰时3.2万亿元。刚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公募基金的规模为2.45万亿元(不含QDII)，尽管规模有所缩水，但是产品数量在急速增加。

　　“5年前，我刚入行时，才200只基金，有4400多从业人员，但现在基金的品种已经有700多只，增加了近300%，但人员增长了不到一倍”，担任华南地区一家基金公司市场部总监的祝斌(化名)告诉记者。

　　基金品种和规模的膨胀和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基金业的现状，伴随于此的是，是基金从业人员的高强度负荷工作。

　　一名基金经理管理多支基金，“一拖二”、“一拖三”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而对于市场和渠道人员来说，“基金发行的时候，一天跑一个城市，一天做8场培训，都习惯了”。而去年基金产品审批创新通道开放后，基金公司年发基金数量也随之井喷，从过去的1到2只，变成3到5只，有基金公司更是达到了6只。“我听说，深圳有基金公司计划今年发10只产品，这太恐怖了”，祝斌说。

　　海外的基金人士一年可以有长达2到3个月的假期，但是国内的同行相比却是“苦行僧”，不仅周末、周日经常加班，如果碰上市场巨幅波动或者基金发行，长假也往往被征用，休个痛快的年假更是奢望。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研究员曾向记者打趣，“一次飞机晚点起飞，机上乘客都在睡觉，只有我和另外一位乘客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后来一问，果然是易方达的一位基金经理”。

　　祝斌说，“很多人想进入基金行业，都是看重这个行业的高薪，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给你双倍的薪水，让你干三个人的活儿，性价比未必理想。”

　　“肉体苦，精神更苦”

　　和肉体上的高强度工作相比，对基金人而言，精神上的压力更难承担。

　　广州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博士毕业后，因为业绩好、能力强，而快速成长为广州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尽管履历为人所称羡，但三十多岁就满头华发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而同城的另一家基金公司，多数男性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们则以集体谢顶闻名业内。

　　头发问题只是一个表征，员工的健康问题，是不少基金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要事。安排年度体检、组织旅游体育活动、甚至组织学习太极拳、瑜珈等等，帮助员工解压，不过效果恐怕是“杯水车薪”。

　　“大学毕业之后，我当时最幸福的想法，以后再也不用考试了，但没想到当了基金经理之后，每年、每季度、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在考试”，一位基金经理向记者无奈地表示，业绩排名的潜在压力太大了。

　　“公司组织出国学习，每天晚上4点钟还要爬起来看盘，中国股市波动大，几天不看就是另一个样子”，上述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2008年大熊市的时候一度神经衰弱，“你想，管着几十个亿，每天亏掉几个亿，怎么睡得着觉？”

　　现行的中国公募基金业，盈利模式为收取固定管理费，而基金品种同质化严重，这种背景下，做高排名博取眼球、然后快速发行产品做大规模，成为行业通行之道，而媒体和渠道和民众也惟排名是从。尽管监管部门和基金公司一直在宣传长期投资的理念，但是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基金人对于排名的追逐从未降温过。

　　每到岁末年初，基金业绩的排名都是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胜出者的回报是惊人的。以华商基金为例，旗下华商盛世夺得了年度股基冠军，而同期资产管理规模133.84亿元井喷到了417.28亿元。

　　著名基金评论人士赵迪表示，“谁都不想看到类似悲剧的发生，但是市场对投资收益的要求最终都会转化到对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高薪的同时要承受巨大压力”。

　　排名压力之下，不少公司试行了末位淘汰制。去年3月，一位毕业不久的北大高材生，因业绩考核不达标，被大成基金解聘两天后，在居所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令人惋惜不已。

　　投研人员的压力来自于业绩排名，而基金销售部门的压力则来自于市场规模。每年年底在业绩排名之后，各大基金公司的规模排名也是业内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同期发行的基金，彼此之间的高下也常在攀比。

　　除了同行的竞争，内部竞争也很激烈。“我们负责的片区年初在公司份额占比为20%，今年我们片区的总销售规模即使再好，如果到年终在公司内部比例下滑，也要影响年终考核”，北京一家基金公司广州分公司老总向记者透露。

　　“基金从业人员大部分素质很高，做事很认真，不仅仅是投研部门，其他像市场部门压力也很大”，银河证券基金研究总监王群航告诉记者，基金行业里人才济济，“你不努力就不可能战胜对手”。

　　“能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大多是从小考试拼出来的，面对工作上的竞争和压力肯定也会玩命上，久而久之身体就垮了”，祝斌向记者透露，最近同行们的早逝让同事们一直在反思。

　　中山大学EMBA教授、广东欧博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曾伟向本报记者分析称，并不是工作量大以及劳累导致悲剧的发生，而是由于日积月累的心理压力，“过多看重最后的结果，而不是对工作有发自内心的喜欢，压力和痛苦自然会产生。”

　　“事业、家庭双重压力”

　　“原来总担心通货膨胀，为养老想多存点钱，没想到命运开了这么大个玩笑，突然结束了这样的担心……”不少参加黄玉追悼会的基金同行，看到她在临终前制作的一段视频后，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因为感同身受。

　　顶着金领光环的基金人，其实也和不少普通人一样，为飞涨的楼价、儿女的教育、父母的健康而焦虑着。

　　“2009年初看中了一套婚房，首付还差十多万，但公司年终奖一直没发，拿到年终奖之后，房价又涨了50多万，买不起了”，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宣传经理王澜(化名)无奈地说，“基金公司的薪酬都向投研部门倾斜，市场部门的薪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高，我们也为房子发愁”。

　　40岁上下的基金人健康事故频发，正是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所致。

　　在压力之下，不想拿命换钱，就选择离开，也成为了不少基金人的选择。

　　“为什么要去私募？私募牛市拼一拼，熊市休息，等今年财务自由了就提前退休，在公募何时是个奔头？”一位从基金公司渠道经理过档私募任职市场总监人士向记者分析。

　　规模越来越大，精英越来越少，面临成长烦恼的公募基金业，难题待解。

　　专家把脉

　　基金行业竞争激烈“减压”很难

　　在海外的基金市场，基金经理最重要的事情是战胜基金的比较基准，而不是可以争取排名，股票基金基本上是满仓操作，基金经理们没有选时的压力。而投资者也没有像内地一样，天天盯着净值和排名来判断投资决策。

　　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基金业出现的问题，是中国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短期也没有好的办法去扭转。

　　“注重短期排名和市场还不成熟有关系，投资者还不成熟、不理性。”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告诉记者，“2008年不少基民巨亏，网上把基金经理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其实大部分股基都战胜了比较基准”。数字为证，2008年沪深300指数全年累计跌幅达到65.95%，而同期股票基金平均跌幅为52%。

　　为淡化市场对短期排名的过度追逐，去年11月，证监会在网站上发布了“第64号令”，新规明确规定，对基金的评级期间不得少于36个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投资者、媒体和行业对于短期排名的追逐并没有减弱。而基金专户理财业务的开放，从若干年来看，也无法改变公募基金以收取管理费为主的盈利模式。

　　对于业界的排名以及基金公司内部的业绩考核，赵迪认为不尽合理，但很难改变。“只能说在投资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多配几个基金经理。”

　　曾伟表示，目前的基金业只注重规模和业绩，对个人强调金钱激励，使得基金经理处于“身心分离”的状态。“在这种心境下，就会有很大的压力，要摆脱却无法摆脱。”

　　不过，银河证券基金研究总监王群航认为，基金的排名是合理的，也是客观的要求。“投资者把钱交给基金公司，基金经理为公众理财，按照规定每天公布基金净值，这是市场的要求。无论排名与否，业绩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投资者也会去选择。”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必然有各种考核。事实上，指责基金排名的往往是业绩差的基金经理。”王群航表示，基金经理必须对公众负责，既然踏入这个行业，就要有心理准备。

　　江赛春也认为，“本身基金业的竞争就很激烈，市场变化很快，基金经理没有保持长期良好业绩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唯有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压力大是正常的”。

　　解压之道

　　金领要崇尚快乐文化积极“自救”

　　如果基金业的现状，注定了高压工作将是常态，基金人又该如何自救？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积极乐观的公司文化和基金人的自我放松是当前唯一可选的“减压药”。

　　赵迪表示，基金人的“减压”，“主要靠自身调节，享受高收入的同时，必然承受巨大的压力。”赵迪表示，如果个人承受不了压力，就不要做这一行。外部环境方面，他建议投资者对基金经理更多包容，在关注排名时多一些理解，让基金经理有更宽松的氛围。

　　王群航也持有类似观点，“基金经理首先要找到合理的定位，企业也应该推行更人性化的管理。但减压还是靠自己去调节，保护好身体。”王群航认为，在业绩排名落后的时候，基金经理应反省自己的投资能力，而不是更加抑郁，“如果不合适完全可以退下去做个研究员，或许更为合适”。

　　江赛春则认为，化解基金业的压力是一个过程，要看不同公司的风格和战略定位。“但个人对自己也有要求，这需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生活和事业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工作中要找到两者的统一”，曾伟建议企业要培养员工对自己从事职业的热爱、对工作价值的认可，而不仅仅是从经济利益去激励，基金公司的老板们更要做好表率。“对于员工个人来说，要挖掘工作对别人的意义，培养成就感，不要太强调工作对自己的意义”。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员流动相对较少的基金公司往往不是靠薪酬而是积极的企业文化和温暖的氛围。“薪酬上我们没法跟大公司比，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基金经理不会被挖走”，华商基金营销策划部门负责人吕红贞曾向记者表示，“团队合作默契、投资成功率高、这种幸福不是金钱就能提供的”。

　　而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去年的业绩排名大幅前进，整体规模进入了前三的水平。公司内部人告诉记者，“公司老总倡导的积极、温情的公司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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